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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地区东周时期埋葬习俗考古文化的研究
更新时间: 2018-11-17  被阅览数: 5592 次 

长江三峡地区东周时期埋葬习俗考古

摘要:三峡地区东周时期墓葬资料内容丰富,包括有土坑葬、瓮棺葬、崖棺葬。墓主人主要为巴人和楚人,巴人墓多分布在三峡西部地区,楚人墓多分布在三峡东部地区。奉节、云阳、忠县、涪陵等地一批批战国时期楚人墓的发现,表明楚人已深入到了巴国腹地,这与文献史籍中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相符,又从墓葬中普遍都葬有铜兵器的资料情况来看,说明当时常有战争发生,反映出了“巴、楚世相战”的历史事实。墓葬中的葬具多有船棺发现,这与古代“巴人善于驾舟”关系密切,故埋葬死者的葬具作于船形(即“船棺葬”)。墓葬规模大小不一,随葬器物多寡不均,压迫与被压迫的现象相当明显。葬向上包含有三个方面的涵义:有的朝着故乡(祖源)的方向;也有的与太阳运行有关;还有的与河水的流向有关。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这些东周时期墓葬资料,从另一层面为我们研究和复原出三峡地区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消息。

关键词:三峡地区;东周时期;巴人墓;楚人墓;葬俗文化

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类聚落遗址发现较多,墓葬资料也尤为丰富。从目前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获知,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安葬死者的方式(指对死者遗体的处置方法)大致上有三种葬法:一为土坑葬;二为瓮棺(罐)葬;三为崖葬墓。在这三种葬法中,以土坑葬俗最为流行。在该区域里,不仅发掘出了大批的巴人墓群,同时也发现有较多的楚人墓群,另还见有一些巴人墓葬与楚人墓葬同葬在一个墓地的现象。

拟就三峡地区考古发掘出的这一历史阶段的墓葬资料,我们按其时代序列进行介绍后,再与该地区夏商时期乃至更远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埋葬习俗文化资料来进行比较和分析,从而看看有那些习俗是该地区先前人们埋葬习俗文化的延续,并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埋葬习俗文化内容。那么,从这些埋葬习俗文化资料中,又有那些资料能为我们在探索当时人类社会发展中会提供一些可作参考的依据呢?

现将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埋葬习俗文化资料情况介绍如下。

一、春秋墓葬资料的发现情况

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见于公布的材料不少,如忠县甘井沟、中坝,云阳李家坝,奉节老油坊,巫山胡家包,巴东雷家坪,秭归庙坪等遗址中都有发现。限于这些墓葬资料多数还在整理和待整理工作中,在有关报刊上见到的也只是一些简讯报道,故在这里只能将多数墓葬资料情况附带的简说一下,而更详细的资料待整理出来后进行补充。现仅就已公开发表的几处遗址中的墓葬资料情况来进行介绍。

(一)秭归庙坪遗址中的墓葬

庙坪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南岸秭归归州镇(老县城)对岸(长江)的一、二级缓坡台地上,高出长江常年水面约20米,面积约18700平方米。1995年、1997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一遗址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该遗址的地层中清理出属于新石器时代、商代、周代的墓葬数十座,其中属于春秋时期的墓葬仅1座。

这座春秋墓(编号M3)靠近遗址东端的河边处,为一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圹长3.8、宽2.1米,墓底长3.4、深2.22.8米。墓坑内填土为五花土,土中夹杂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代的残陶片、石器、鱼骨等。

在墓坑底部发现有木椁腐烂后残留下来的朽痕,朽痕长1.98、宽1.04、高0.7米。在椁底南北两端各横置一枕木,枕木长1.64、宽0.1米,椁内有一保存较好的人骨架。葬式为仰身直肢。头朝南方。经鉴定,墓主人为一男性,年龄在4550岁左右[1]

墓中放置随葬品六件,以青铜器为主,除其中的一件青铜剑放置于死者腰部右侧(似随手可拾)以外,其余的铜矛、铜镞、陶罐,漆木器都基本上放置于死者的头部。出土的兵器类剑、矛、镞皆为巴人典型器类,这类铜兵器在鄂西、三峡地区巴人遗址和墓葬中已屡见不鲜。出土的陶罐,器形与当阳春秋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相似。经研究比较,这座墓葬的时代约为春秋中期[2]

族属问题,在墓葬填土中出土有西周的楚人陶鬲和春秋时期的楚人陶簋等。此外,在墓葬所处居住址地层中出土有较多的周代楚人遗物,再结合文献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春秋、战国(包括西周中、晚期)时期,西陵峡地区应为楚国管辖疆域。故我们认为,这座墓葬的死者可能是楚人。

(二)云阳李家坝遗址中的墓葬

李家坝遗址位于重庆市云阳县长江三峡水库北岸支流澎溪河东岸,海拔高度140148米。面积约60万平方米。主持该遗址的发掘者将该遗址分为四个发掘区。经勘探、发掘获知:第一发掘区(李家坝的西北处)主要是人们居住生活和生产活动区;第二发掘区(在生活和生产活动区的东端)主要为东周墓葬区;第三、四发掘区(位于李家坝后缘和山麓地带)主要是汉至六朝墓葬区。

1994年以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已在李家坝陆续清理出东周时期的墓葬多达150余座,以战国时期的墓葬为主,极少数墓葬可早到春秋晚期,也有的在春战之交[3]现将1997年度发掘的40余墓葬中时代较早的M48资料举例说明。

M48  开口于第4层(第4层为战国文化层)下,墓坑北部被一座战国墓(M33)打破。墓口长4、宽约2米,墓坑底长3.85、宽1.85米,墓坑深1.631.8米。有木椁,木椁长3.48、宽约1米,椁两端的墙板长1.681.72、残高约0.1、边框宽0.140.1米。仰身直肢葬。人骨位于椁内左侧。墓内放置随葬品(陶器)六件,器形主要有釜、罐、豆、瓮等,六件陶器皆置于死者的足下。

经对墓内随葬品的比较分析,这几件陶器分别属于巴人和楚人的用品,以巴人陶器为主,如釜,口部装饰成花边状(亦称花边口沿),这种器形是三峡西部地区早期巴人遗存中较常见的器形之一,自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甚至到东周时期一直都非常流行;豆、瓮、罐等,这些器形也是巴人遗址中较常见的器形。但其中的长颈罐(M486),为夹砂灰褐陶,细颈,方唇,颈部和腹部各施两道凹弦纹。这种器形在鄂西地区(包括西陵峡地区)春秋晚期楚墓、楚人遗址中多有发现,这应是楚人陶器,或者是受楚文化的影响而制作的。出土器物以巴文化因素为主,个别为楚人陶器,如此看来,该墓的主人应为巴人,下葬年代约在春秋晚期[4]

(三)长阳深潭湾崖棺葬墓

1989年,湖北省清江隔河岩考古队在清江隔河岩大坝施工区即清江北岸深潭湾悬崖上一崖穴中,清理出了100余座墓葬,这批墓葬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分布在一不足10平方米的范围内。崖穴内的堆积厚达2米余。依据地层堆积资料情况,可分为上、下两个主要堆积层来概括。

上堆积层中,人骨均较杂乱,葬式混乱不清,很不统一。葬向也不规则。经对上堆积层中墓葬内人骨标本的鉴定得知,这些死者多为小孩骨骼。

下堆积层中,墓葬数量减少,葬式似多为仰身直肢,个别为侧身葬。葬向均为东西向。经对下堆积层中墓葬人骨标本的鉴定,死者多为成年人。

这批墓葬皆为土坑墓,因墓葬层层叠压相互打破现象严重,故墓圹不是很清楚。皆不见葬具。墓葬中出土器物有陶鬲及玉、石、蚌等小型饰品及一些贝币等。从堆积层中(包括墓葬)出土的陶器看。时代应为周代,最底部堆积中出土有大溪文化陶器,在大溪文化堆积层之上叠压几座商代墓葬;最上层的几座墓葬可能为春秋初期,或是西周、春秋之交。但绝大多数人骨架(墓葬)的时代应为西周时期。

族属问题,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者对这批人骨标本的综合分析,以及与本地区乃至我国其它地区出土人骨标本进行比较后认为,这批墓葬的死者应是我国古代一支较大的少数民族——巴人[5]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种以岩壁、悬崖以及崖穴处来安葬死者的形式,被民族学、考古学称之为“崖葬”。那么,何为“崖葬”呢?据民族学解释:“在崖穴或崖壁上安葬人的遗体的一种葬俗。是风葬即露天葬的一种。”一般而言: “崖葬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将葬具放置在崖穴中的称崖洞葬;其二是将葬具放入山崖层理罅隙的称崖墩葬;其三是将葬具放置在开凿的山崖窟龛中的称崖窟葬;其四是在悬崖上凿孔钉木桩搁置葬具的称悬棺葬”[6]。不过,虽说悬棺葬是属于崖葬中的一种,但据发现和调查资料情况表明:“悬棺葬与其他崖葬形式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其葬地的选择与江河大海密切相关”[7]。三峡地区悬棺葬多是在一些江、河、溪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在长阳深潭湾悬崖壁上崖穴中发现这批崖葬墓与我们以往在三峡地区发现的一些崖葬墓葬还有所不同的是:在崖穴中有的是掘一小坑进行安葬,也有的可能是当时直接是将死者随便丢弃于崖穴处后简单地用崖穴里的堆积土进行掩埋。再从时代上来看,这批崖葬墓的时代可早到西周或商代,这不仅在三峡地区、甚至在我国西南地区以往都是不见的。

二、战国墓葬资料的发现情况

可以这样说,三峡地区战国时期的人类居住遗址,墓葬群(地)的发现资料情况等,都远比战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资料要丰富得多。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三峡地区的人们在埋葬死者选择墓(葬)地时,大致上可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有固定的埋葬死者的位置(即墓区)。如巴县冬笋坝,重庆市南岸区的大兴场,涪陵小田溪,开县余家坝,忠县中坝,云阳李家坝,奉节上官,巴东西瀼口,秭归张家坪、卜庄河,宜昌前坪、后坪等墓葬群。这些墓葬地皆都集中埋葬在固定的墓区内,墓区分布范围内很少有居住遗址。

第二,无固定的墓区。当时居住地的居民死后,活着的人直接将死者就地或在不远处进行埋葬,如忠县瓦渣地、万县中坝子、秭归庙坪、官庄坪、东门头等。这些墓葬群基本上分布在居住址生活内或是附近。

第三,将死者木棺置(葬)于万丈深渊的悬岩绝壁上,有的是利用岩壁上的天然岩穴(洞)和崖隙而葬;有的是在悬岩壁上凿孔(眼)插木桩,然后将棺置于木桩上即成;还有的是在悬岩壁上凿一长方形仅能容棺的洞穴,也有的洞穴稍大于木棺,并有一定的空间,然后将木棺放于洞穴处即可。这就是前面言及的所谓“崖葬”墓。

三峡地区战国时期的墓葬资料发现较多,内容也很丰富,但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选择较突出的,且内容丰富的几处重要的墓地(群)资料情况来给予介绍。

(一)巴县冬笋坝墓地

冬笋坝墓地位于重庆市城区西约60公里处长江北岸的巴县第一区,该坝为一河阶台地。这是一处长约2000米,宽约400米的墓葬分布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重庆市博物馆(前西南博物院)考古队在该坝上先后进行过多次发掘,共清理出墓葬100余座。时代包括有战国、秦、西汉、东汉。现将冬笋坝第二次、第三次发掘的战国墓葬情况简述如下。

冬笋坝战国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这些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又有相当数量的狭长形土坑墓,狭长墓的比例为4      1    左右。长方形土坑墓墓长多在2.754.8米之间,一般东端比西端见宽些,东端宽多在11.53米之间,西端宽多在11.16米之间。深度:最深为1.25米,最浅者为0.3米。狭长形土坑墓,长多在4.725.32米之间,东端宽多在0.951.5米之间,西端宽多在0.841.4米之间。也有个别墓葬西端要比东端见宽些的。深度:最深为1.68米,最浅者0.4米。

葬具  葬式  方向  狭长形土坑墓中葬具多为船棺。长方形土坑墓中葬具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有的墓坑底部的两头有较长一段不见木痕,在墓底同一水平面仅中段有木痕。这种情况显示出了葬具底部短于墓坑13米,再加上一些随葬品全部又放在葬具内,这种形式的墓葬“可能还是两头翘起的船棺葬”[8]。另一种是在墓坑中部,随葬品底下有一黑色朽木痕一层,直至墓坑两端。这是一种木椁式的葬具。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也发现有屈肢葬。无论是狭长形土坑墓,还是长方形土坑墓,墓向基本上为东西向,头东足西。

随葬器物  狭长形船棺葬(包括长方形船棺葬);随葬品主要放置于墓坑的东西两端的船棺(仓)内。东端以铜兵器、铜鑑、印章、钱币为主。西端以陶器、铜容器为主。长方形墓中随葬品基本上放置墓坑底西端的木痕内,也有的置于墓坑内其它地方。以陶器类为大宗,也有相当数量的铜兵器、铜容器、铁器、漆木器等。陶器类器形主要有罐、豆、盂、钵、纺轮等;铜器类器形主要有剑、矛、钺、刀、罐、印、斧、戈、镞、镦、带钩、鑑、釜、甑、环、镜、钱币等;铁器类器形主要有刀、斧、铁尖器、铁身铜柄刀等;其它类还有珠、琉璃珠、琉璃管等;漆木器(仅见漆痕)、篾痕等。巴县冬笋坝战国至秦汉间的墓葬中绝大多数放置有铜兵器。

族属问题,冬笋坝墓葬中出土铜器、陶器绝大多数都是学术界公认的巴文化典型器类,因此,研究者一般认为是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巴人墓葬。

(二)涪陵小田溪墓地

小田溪位于乌江下游江畔的台地上,《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即指此地。这是一处墓葬分布范围较大的墓地,1972年、1980年,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文博单位先后在这里进行过两次发掘,共清理出墓葬7座。墓葬资料情况大致如下。

7座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壁较明显,墓坑形状有方圆角、长方、狭长形三种。皆为中小型墓,墓长多在5米以下,仅一座(M1)墓葬长达6米、宽4.2米。狭长形M5是这7座墓葬中最小的一座,长3.2米、宽0.76米。除M3仅局部破坏可知其深度为2.78米以外,其余者上部均遭破坏,故墓葬详细深度不明,按M3的深度测算,估计这批墓葬的深度多在3米左右。有的墓底部设有二层台。

葬具  葬式  方向  葬具多已腐朽,仅见木棺(椁)痕迹,个别保存有残存椁板,如M5的椁板残厚4厘米。根据腐朽的痕迹来看,多为一棺一椁,棺多为漆棺,棺漆皮明显可见。墓中人骨架已腐朽无存,故其葬式不明。从墓中器物的放置来分析,东西向者,死者头多在东端。南北向者,死者头多在南端。以东西向为主,南北向次之。

随葬器物  这批墓葬中都有随葬品,其中最多的一座墓(M1)中随葬品多达92件,最少的一座(M7)中随葬品有9件。器类有陶器类、铜器类、漆器类、玉器类、琉璃器类等。以铜器类数量最多。主要器物陶器类有壶、豆、釜、罐等;铜器类有罍、钲、釜甑、釜、盆、鍪、盒、灯台、镜、勺、斤、凿、剑、矛、钺、刀、戟、弩机、鐏、胄顶、编钟、錞于(图八二,12347)等;漆木器类多已腐烂,仅见有奁;玉器类有璜、龙佩、玦;琉璃类只见有琉璃管。

这批墓葬中一般为一棺一椁,在有的木棺上还饰有漆(漆棺),可见其葬具是比较讲究的。又随葬品中有大批精美的青铜器,如M1中出土青铜器多达90余件,仅铜编钟就有14件,另还有铜礼器、容器、兵器等。经研究分析,这一墓地应是巴王族墓葬所在地。

(三)开县余家坝墓地

余家坝位于三峡库区长江支流澎溪河右岸一级阶地上。墓葬主要分布于余家坝的中部,东紧邻澎溪河,海拔高程约在151159米之间,每置洪水季节,墓地内部分墓葬即被淹没。墓地分布面积较大,占地共有5万多平方米。

这一墓地的墓葬较多,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里常有青铜兵器、容器、工具出土。经省、市、县文物部门多次调查得知,余家坝不仅是一范围较大的墓地,同时也是一处周代的居住遗址。1994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对余家坝遗址进行发掘时,在不到200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了战国墓葬3座。

清理出的3座墓葬编号分别为M2M3M4,墓圹平面皆呈梯形。墓葬方向,两座为南北向、一座为东西向。墓口尺寸,最大者M33、宽1.5(北)、1.25(南)、深0.7米。最小者M22.96、宽1.45(北)、1.2(南)、深0.55米。墓坑内底端填有熟土二层台。葬具为木棺(椁),其中M2M3仅见棺(椁)痕迹。M4保存情况略好些。据M4清理出的葬具可知,为单棺单椁。在棺板上(外表)涂有黑漆。椁呈“Ⅱ”字形,在椁板边缘发现有一层白色膏泥。椁室长2.88、宽、1.17、深0.7米。棺室长2.04、宽0.8、深0.5米。

墓中人骨大多腐朽,仅在M2M4中见有少数残腐的人体下肢骨。故其葬式不明。据残存人骨及随葬品的放置情况得知,这批墓葬中略宽的一端皆为死者头部朝向。随葬品多放置于死者右侧和足部。M2中有6件。M3中有3件。M4中有8件。在这些随葬器物中,铜兵器共有8件,占半数以上(M2M4各有4件),计有矛、剑、戈、钺。另有铜鍪3件。陶豆3件。玉玦1件。铜削刀1件。漆耳杯1件。

这批墓葬中出土的铜鍪与涪陵小田溪、新都马家,大邑五龙等战国墓中出土的铜鍪形制一样,出土的铜兵器戈、矛身上铸有虎纹,铜剑形为柳叶,剑身后部正反两面都铸有蝉纹,这些器形及铸纹在战国时期巴人墓葬中为常见之物。据此较分析,M2M3约为战国中期,M4略早(战国中期偏早阶段)。此外,M2M3两座墓葬平行相连,中间相距仅0.75米,其方向、大小和深度都非常相近,出土的铜鍪器形也无多大区别,如此看来,这两座墓当为一对夫妻异穴墓葬,M2中出土有铜、陶容器和一组铜兵器,估计M2死者为男性,生前为军事武将。而M3中仅只有铜、陶容器各1件及2件装饰品玉玦,估计 M3死者为女性[9]

(四)云阳李家坝遗址中的墓葬

李家坝遗址是三峡淹没区内一处重要遗址。遗址位于重庆市云阳县 高阳镇青树村,北面依山,南临澎溪河(当地人俗称小江),西距小江电站300米。遗址地为一东西狭长1300米,南北宽100500米的一级阶地。经调查、勘探获知,该遗址总面积至少在60万平方米以上。在遗址中分布有战国墓葬约300余座。自1994年以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已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在遗址地层中清理出墓葬已多达100余座。在这100余座墓葬中,绝大多数是战国时期的墓葬。墓葬资料情况大致如下。

这批墓葬资料保存较好,皆为土坑竖穴墓。墓坑内发现有用卵石掺杂于填土中,起加固防盗作用,还有的墓中使用白膏泥填涂墓室,更还有的墓葬中筑有熟土二层台。基本上都是小型墓葬,中型墓葬较少见。墓圹多为长方形,也有的接近正方形。墓圹以长3米左右、宽2米左右者居多。葬具仅在M8中发现有一棺,棺用独木制作而成,两头平齐,长约2、宽0.9米,形似独木舟。另外,在M18中还发现有双棺合葬。葬向南北向、东西向均有(以南北向略显得要多些)。葬式,从墓中人骨架摆放的位置来看,基本上都是仰身直肢葬,其它葬式较少。如1997年度发掘的40座墓葬中,除10座葬式不清楚外,余30座墓葬中仅3座为曲肢葬,余27座皆为直肢葬。

绝大多数墓葬中有随葬品,也有的墓葬中空无一物。随葬品有铜器类、陶器类、玉器类等。其中铜器类主要有剑、矛、戟、戈、钺(斧)、箭镞、斤、斧、鍪、壶、鼎、敦等,最多见的是铜兵器。陶器类主要有罐、壶、豆、鬲、甗、单耳鍪、鼎、盒等,最常见的器物组合是罐、豆、壶,这类器物的组合时代一般要偏早些;极少见的另一类器物组合是鼎、盒、壶,这类器物组合的时代要偏晚些。玉器类有环、玦等。

墓葬中出土的铜兵器上多见铸有虎纹、龙纹、蛇纹、鱼纹等,这些装饰图案皆为典型的战国时期的“巴蜀图纹”。出土的铜剑为柳叶形,这是巴蜀文化遗存(包括墓葬)中常见之物。陶器中除绝大多数为巴人器皿以外,也见有“楚式鼎”、“楚式鬲”、“ 越式鼎”。另外,在铜容器、兵器中还见有“楚式敦”、“楚式矛”、“双胡式蜀式戈“,更还有的铜器纹饰带有鲜明的中原文化风格。

经整理研究,李家坝墓葬的时代绝大多数为战国时期,也有的可早到春秋时期,最晚者为西汉初年[10]。李家坝是三峡地区一处墓葬分布范围大、且又十分密集的巴人墓地。

(五)宜昌前坪、后坪墓群

前坪和后坪其地位于长江西陵峡口东岸(长江至此向南急转后再向东而去),黄柏河自北向东南注入长江,将前坪、后坪环抱。是古今人类十分理想的居住地。

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市博物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多次在这一地区进行过考古调查和勘探,得知在前坪、后坪一带的包金头、天灯包、高碑坡、朱家包、胡家岗、云盘岗、袁家湾、谭家包、葛洲坝等山岭和岗陵及江心洲上,分布着十分密集的古代墓葬群。在前坪的沿江地带还发现有多处周代至六朝时期的居住遗址,另外,位于前坪北端的三游洞山坡上是一处西周至东周时期的居住遗址[11]

经初略统计:从1971年至1992年间,上述单位在这一带进行过规模较大的七次考古发掘中,共清理出战国——六朝时期的墓葬150余座。现将战国时期的墓葬资料情况简述如下。

发掘战国墓葬13座。墓葬形制,皆为长方形竖穴,有的还设有墓道,除葛洲坝两座土坑墓以外,前坪、后坪的墓葬皆为竖穴岩坑墓(前、后坪一带的山丘和岗陵多为沙岩)。这些竖穴岩坑墓多是当时人们用斧、铲等工具挖掘(凿)而成。以东西向的墓葬为主,次为南北向。墓圹长一般34、宽23米,个别墓长6米余、宽5米余。一座带墓道的墓,墓道长7米、宽1.22.0米。墓壁一般都较规整,在墓壁上还残留有明显可见的长条形(似斧、锸)掘墓的工具痕迹。墓坑内填五花土,快接近底部(棺椁)时又填有起密封作用的青膏泥,在有的墓葬中还发现有二层台。

这批墓葬中都有葬具,但多已腐朽,从后坪几座残留下来的遗迹现象辨认可知:葬具为一棺一椁。葬式:从墓中人骨架的放置情况分析,皆为仰身直肢。在这10余座墓葬中都发现有随葬品,最多的有10余件,最少的仅1件。器类有铜器、陶器、玉器等,在铜器、陶器中部分为仿铜礼器,铜兵器多为实用器。铜器类主要有鼎、壶、盘、剑、矛、镞、镜、带钩、斧、印章等。陶器类主要有鼎、罐、簠、钫壶、鐎壶、盘、勺等。铁器类主要有臿、斧、剑等。其它还有水晶饰、石壁等。经比较研究,出土的这些随葬品主要为楚人用品,少数为巴人用品,这批战国墓葬中多数为楚人墓,但前坪M23较独特,出土的铜矛为柳叶形,矛身为“巴式剑”形式,矛身上饰有“手心纹”,这为明显的巴人遗物。此外,出土的铜印,印上铭文为“穨”字,这与秦“相邦义戟”铭文的“穨“字相似,在秦地,这种字体的文字较常见。据研究,此墓的墓主人系参与灭巴、伐楚的秦军墓(可能是中下级军官)[12]

(六)万州中坝子遗址中的墓葬

1998年,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在对中坝子遗址发掘时,清理出了一批商周至明清时期的灰坑、墓葬、房屋基址等遗迹,其中属于东周时期的墓葬7座,在这7座东周时期的墓葬中,有2座为瓮棺(罐)葬墓,余为土坑墓[13]。土坑墓的形制、葬式、随葬品等与云阳李家坝、忠县中坝等遗址中发掘出的东周时期墓葬资料情况大致相同。故这里我们对这批土坑墓的资料情况不去作过多介绍,只将其中的瓮棺葬墓的资料情况来简述如下。

两座瓮棺葬墓的编号为:98CWZM298CWZM3。墓坑形状皆呈一并不十分规则的圆形小土坑。M2,口径0.9、底径0.8、深0.65米;M3,口径0.58、底径0.51、深0.3米。坑内都放置一凹底陶罐。瓮罐上皆有遮盖物,其中M2瓮罐上覆盖有一残陶罐,M3瓮罐上系用一块残绳纹板瓦覆盖。

两件瓮罐上除口和颈部外,周身都饰有绳纹,上腹部饰四道凹弦纹。M2(罐),口径22.5、底径14.4、最大腹径45、高38厘米;M3(罐),口径18.9、底径14.8、最大腹径37.8、高38厘米。两件陶罐皆残破,罐内都沉积淤土,经仔细清理,在淤土中发现有极细小的婴儿骨骼痕迹、以及小孩牙齿(骨骼、牙齿皆在罐底部)。毫无疑问,这两件陶罐皆是当时人们用于埋葬婴儿(儿童)的墓葬。

这种东周时期瓮棺葬墓,在三峡地区发现的地点还有很多,如忠县中坝、秭归柳林溪、秭归张家坪等遗址的东周文化层中都有发现。瓮棺(罐)内皆放置有儿童骨架。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这些东周时期的瓮棺葬墓内,多数不见随葬品。也有的放置一、二件小件物品,最多的放置有5件。如忠县中坝遗址中发现的东周时期瓮棺葬墓(M9),瓮棺内除放置有一幼儿骨架外,另还随葬器物五件(铜饰品3件、牙饰2件)[14]

(七)巫溪大宁河流域及其它地区的崖葬墓

在巫溪大宁河流域地区,分布着较多的崖葬墓。仅在巫溪县城厢镇附近地带就有南门湾、凤凰山、剪刀峡(当地居民称之谓“九层楼”)等地崖壁上多有崖葬墓分布。除上述介绍的一些崖棺葬墓以外,在巫溪县境内另还有荆竹坝、狮子包、锅底石等崖棺葬墓群。据文物部门调查资料,在巫溪县境内发现崖棺穴地点多达387[15]。这些崖棺葬墓遭受人为和自然破坏的现象相当严重。如南门湾崖棺墓群,建国初期时,崖壁上尚存放置木棺的崖龛(穴)近80处,崖棺6具。后因修公路,将崖龛炸毁不少。1987年又因山岩崩塌,将南门湾北区的20多个崖龛全部都毁掉[16]。再又如凤凰山崖棺葬墓群,原有47个人工开凿放置木棺的崖龛,后因修公路毁坏了18个(具)。

巫溪大宁河沿岸的崖棺葬墓多是过去历年来调查的资料,正式考古发掘的仅两次:一是1979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荆竹坝清理的一具木棺;二是1988年万县地区博物馆和巫溪县文管所联合在南门湾清理的一具木棺(编号M1)清理的两处崖棺葬墓,前者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荆竹坝清理的一具木棺时代略偏晚,属于西汉时期[17]。故本文中暂将荆竹坝偏晚的这具木棺清理的情况不说,现将南门湾时代略偏早的M1崖棺葬的资料情况概述如下。

南门湾崖棺葬墓群多为当时人们在崖壁上凿出的一个个长方形洞穴(该山崖系为结构较松散易开凿的石灰岩),然后再将木棺置于崖穴内。崖棺葬墓距大宁河面的高度多在5060米,最低的崖穴约3040米,最高的达100米左右,北边的九层楼崖棺葬墓距河面更高,达200300米。南门湾M1高出河面30多米。

从据《清理报告》中得知:M1崖穴(龛)是经人工开凿后形成的,加工痕迹明显。崖穴内置棺木一具。长2.42、高0.72、宽0.71米,底、盖分别用整木(楠木)挖凿而成,子母榫扣合,未经刨光,制作粗糙,内底刀斧痕迹清晰可见。棺木两端向内刳入1012厘米,凹入部分略呈方形为两端挡板,四周留1316厘米厚的外檐。两端侧面外檐处各有两个不规则的方孔共八孔,孔径6厘米。棺底长2、宽0.50、高0.33米。

棺内放置有一男一女人骨架两具,男左女右,骨架保存基本完整,头北脚南,仰身直肢。人骨架表面覆盖有厚约3厘米(均已腐烂)的丝、麻织品。棺内放置随葬品两件:一件为青铜剑(附木制剑鞘及剑柄);另一件为骨雕饰品。青铜剑保存完好,通长44.5厘米,剑身基部两面均铸有“巴蜀图案”纹饰。木制剑鞘通长49、宽4厘米,剑身系用两块木片制作,然后相并用细绳捆扎合成。骨雕饰品形近似半圆形,形状不规则。长3.6、高3.2、宽1、厚0.3厘米,弧形面上有线条流畅的阴刻图案[18]

M1棺木形制与巫溪、巫山大宁河流域的荆竹坝、凤凰山、月亮洞、棺木岩、烂船湾、巴雾峡、飞云洞等处的崖棺葬相似,棺内的青铜剑上铸有典型的“巴蜀图案”,故此剑应为战国时期巴人兵器。但从其剑外形上观察,又接近于楚式剑风格,据这一现象我们分析,该剑可能是当地巴人模仿楚式剑形式而制作的。据比较研究,南门湾M1下葬年代上限为战国时期,下限不超过西汉初年[19]

族属问题,据文献史籍中记载,东周时期瞿塘峡以东地区(包括大宁河流域)属于楚人管辖范围,为控制巫峡地区,楚曾在巫山设有“巫郡”[20]。楚人由北方中原发展而来,楚民族中自古以来不流行崖棺葬习俗,因此,南门湾崖棺葬墓与楚无涉。三峡地区的巴人有流行崖棺葬的习俗,在南门湾M1内发现有铸有典型“巴蜀图案”的青铜兵器,另据调查,过去在大宁河流域居住的居民也有过在崖棺葬中发现巴人青铜兵器(青铜兵器存当地文管所)的事情。据此,研究者认为,该墓的主人应为巴人。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虽说东周时期,三峡东部地区的巫山、巫溪等地被纳入楚人版图,但楚人并非是将原居住在这里的巴人全部都斩尽杀绝或者是全部都赶到了三峡西部(瞿塘峡以西)地区,大家知道,这里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即就是巴人活动的根据地。因此,在这一区域里仍居住有不少的巴人,这些居住在此地的巴人居民保留有本民族的这种“崖棺葬”习俗也是很正常的事。

另还值得提出的是,如果说上述考古学、民族学研究认为的,言巫溪南门湾M1墓主人应属于古代巴人,此结论似过于武断的话,为了对该墓主人的族属问题作更一步的深入研究,以解开巫溪南门湾M1墓主人究竟是不是古代巴人的这一疑难问题。1996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运用了现代高科技技术,对南门湾M1墓主人人骨进行了人类血液基因成分测试和分析。据分析研究结果:南门湾M1墓主人的基因成分与现今生活在该地区附近的人群尤其是与三峡、鄂西地区的土家族居民在血液基因成分方面是相同的[21]。这一分析研究结果与我们考证巫溪南门湾M1墓主人(包括其它一些崖棺葬的主人)的族属应是古代巴族的论点提供了佐证。

在三峡地区,战国时期的这种崖棺葬除在巫溪、巫山大宁河流域多有发现外,另在巴东的龙船崖、杨家哇,秭归新滩、九畹溪、磨坪、宜昌小峰等地都有发现。这些崖棺葬墓也可能是古代巴人的墓葬,如秭归新滩(兵书宝剑峡)崖葬墓,木棺中出有巴人青铜剑、戈、矛等兵器。汉以后,三峡地区这种形式的崖棺葬就更为流行了,尤其是在土家族分布区域内。据民族学、考古学调查研究,三峡地区的这种崖棺葬习俗文化的年代,“可以说从战国时期阶段开始,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个别地方可能还晚到了明代。……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22]

三、反映出的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情景

从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埋葬习俗文化考古发现的资料情况可知,这一历史时期,人们在埋葬习俗文化方面的资料内容是比较丰富的。对上述这一历史时期埋葬习俗文化(墓葬)资料加以分析和研究,大致上可总结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从埋葬死者的形式来看,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土坑葬”墓形式仍世代延袭。同时也比较流行“崖穴葬”和“悬棺葬”。前者“崖穴葬”在三峡地区始见于商代,后者“悬棺葬“主要见于战国时期(战国以后更趋流行)。西陵峡出口以东两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中的那种瓮棺(罐)葬墓,在峡江地区同时期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较少。而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无论是三峡地区以外(指西陵峡以东的两湖地区),还是三峡地区以内都有发现。在三峡地区周代遗址中仍发现有这种瓮棺葬墓。此外,199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秭归土地湾遗址发掘时。清理出了数十座汉代的瓮棺葬墓。又199812月至19992月,重庆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对奉节上关古遗址发掘时,还清理出了明、清时期的瓮棺葬墓(当地人称为“和尚坟”)。

由上述资料可见,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人类在墓葬死者的形式上主要有土坑葬墓、瓮棺葬墓、悬棺葬墓、崖穴葬墓(崖穴葬墓主要发现于长江西陵峡右岸的湖北长阳清江两岸,时代包括有商代、西周、战国)。

第二,拟就埋葬死者的葬具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埋葬死者的葬具形制独特,葬具共有三种形式。

A,长方形木椁、木棺。

B,系用整木挖凿而成的一长(窄)条形的独木形船棺。

C,用陶罐来埋葬死者的瓮棺葬墓。

据考古发现资料,我国古代使用葬具木棺来埋葬死者的现象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葬中都有发现。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似不见有用木棺作葬具的现象。推测三峡地区用木棺作葬具来埋葬死者的现象也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用整木材挖凿成一长(窄)条形的独木棺,形如独木舟状,考古发现的悬棺葬葬具木棺也多为独木舟形[23],对这类形式的葬具,考古学称之谓“船棺葬”。为何将埋葬死者的葬具制作成独木舟(船棺葬)形?这一葬俗多应与当时该地区人们世代以船(舟)为生有着密切关系,三峡地区自古交通不便,峡江内交通工具主要是依靠舟、船而行。又峡江地区居民,经济生活中捕鱼占相当大的比重,在三峡地区一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往往都清理出有大量的鱼骨渣、鱼骨层即是明证。而捕鱼则又离不开舟船,在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宜都红花套)地层中曾出土有陶船的模型。又在大溪文化遗址的墓葬、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墓葬、周代墓葬中都发现有用鱼殉葬死者的风俗。因此,当时三峡地区的人们为了让死者到阴间(另一世界)去了以后能继续驾驶舟船,以船为生,故在埋葬死者时特将葬具木棺修造成独木舟(船)形,在船舱内放置一些日常生活用具,有的还放置于生前墓主人使用过的兵器等,这是可以理解的。

葬具形如独木舟(船),这是我国古代巴人的一种较为特殊的葬俗(蜀人受巴人船棺葬俗的影响,也流行过此葬俗),在我国其他地区极少见。暗示出了巴人在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在使用葬具船棺葬的过程中,其用途和思维应是具有一定的涵义的。

第三,在瞿塘峡以西的奉节、云阳、忠县等地都发现有较多的楚人墓,其中忠县崖脚是一处分布面积为3.2万平方米的战国至宋代墓地[24]。考古已在崖脚清理出战国时期(中期)的楚人墓多达20余座,墓葬中除随葬有大量的陶器以外,还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兵器(墓葬中一般都出土有青铜兵器)。这是迄今所知分布最西端的楚人墓群[25]。又奉节上关遗址中也发现有属于战国中期的楚人墓群。

毫无疑问,墓葬中普遍都出土有青铜兵器,表明这些墓主人生前皆是从军将士。在我国文献史籍中屡见有“巴、楚数相攻伐”的历史记载,如据《史记·秦本记》记载: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楚曾一度占领过巴国的都城——江州城(今重庆)及以东的大部分地区。更有意思的是,在忠县崖脚还发现有战国晚期巴人墓打破战国中期楚人墓的现象。由此可见,战国晚期时,忠县一带又归巴人所管辖。

从发掘出这些楚人墓和巴人墓中皆都葬有青铜兵器的这一现象分析,当时这些墓主人(生前)多应与军事战争有关。根据这些墓葬资料本身所反映的现象,我们大致上可推测出当时历史的真实图景即是:

 约在战国中期时,楚国曾派出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军队溯江而上,沿途攻伐,先攻下了瞿塘峡西口一带的重要军事关口:“扞关”[26]及“鱼复城”(在鱼复城东端的上关遗址中发现有战国中期的楚墓),然后又乘胜而上,沿途又攻占了云阳、万州、忠县等地。倘若单从考古发现资料来看,当时楚军似仅只是攻打到了忠县一带,正如发掘者指出的“崖脚楚墓是迄今所知分布最西端的楚墓群”。但据文献记载资料,楚国曾继续西征,最后攻打到了江州城,致使巴国一些上层贵族被迫弃城而逃窜到了古阆中或其他地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对当时巴国这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的迁都现象,研究者多认为,当与楚进逼有关[27]。我们知道,尽管巴族师旅尚武善战,但毕竟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其社会经济尚处于极端落后状态,无法与东面的楚国和西面的蜀国相提并论。自然难于与强楚抗争,军事上多处于防御为主,所以说史书记载:“巴、楚数相攻伐,故至扞关,阳关及沔关。”这是事出有因的。当然,楚国军队在伐巴的战争中,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少将士在战争中阵亡,死后也就葬在了巴地。这样,在巴人腹地发现有较多的楚人从军的将士墓葬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四,云阳李家坝、涪陵小田溪、忠县中坝、巴东冬笋坝等地都发现有分布密集的巴人墓群。从发掘出这些墓葬中的随葬品可知,有的墓葬中出土的只有上等贵族才能享受到的一些精美的青铜器,如小田溪M1中出土有大批的青铜礼器,仅编钟就有十四件(一套)。这是奴隶主及上层贵族阶级特拥有的礼乐之器,是奴隶主贵族宴享之时必用之物。可见巴国的上等贵族过着的是那样奢侈的腐败生活。而更多的墓葬中随葬品只有零星的几件,有的仅只有作战兵器。这些成千上万的巴国将士的流血牺牲,千千万万个劳役,换来的却是一些巴国上层贵族阶级心安理得的享受。

第五,反映当时人们身体健康资料的,长阳深潭湾崖洞(穴)中清理出100余座西周、东周时期的巴人墓葬,经对这批墓葬中人骨资料的鉴定,约70%个体在6岁以下;约20%个体在611岁之间;约10%个体在1117岁之间。百余具幼儿和未成年个体死亡,并同葬一崖穴中,这是我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据研究,死者原因一是与当时物质生活贫乏、营养不良有关;二是与当时缺医少药、疾病死亡有关;三是可能与分娩时难产而导致死亡有关[28]

又经对20具成年个体的性别和年龄鉴定,其中男性12具,女性8具。在1823岁之间,女性死亡个体比例要多于男性(女性33.3%,男性16.7%);2435岁之间,男性死亡比例则要多于女性(男性25.0%,女性12.5%);3656岁(或以上)之间,男性个体的死亡比例与女性的死亡比例差异不大。推测1823岁之间,女性死亡个体比男性死亡个体比例要大,这是否与生小孩(分娩)致死有关?2436岁之间,男性死亡个体比女性死亡个体比例要大,这是否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有关(如种植、打猎、捕鱼,或是战争等)。

另外,如此之多的婴儿致死,推测当时巴民族中是否有过杀婴事件?以及食人风俗有关呢?这是值得我们作深入一步研究的课题。

第六,在三峡地区周代巴人墓葬中一般都随葬有青铜兵器,当反映出当时巴人与战争有关,并大有全民皆兵之势。巴族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为战争需要还专门创作出有一种独特的战舞,如商朝末年,武王伐纣,巴人出动了阵容强大的军队助武王。战前,巴人表演了这种神秘的“战舞”,大大鼓舞了周军将士的斗志,从而使得强大的殷商帝国军队落得了一“前徒倒戈”,全军覆没的大结局。如典籍中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故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后来,东边与楚、西边与蜀经常发生战争。三峡地区周代巴人墓葬中出土的一批批用于作战的青铜兵器,为我们研究古代巴人“尚武善战”的历史记载提供了可靠的佐证材料。

第七,1997年在云阳李家坝遗址中清理出墓葬共40座。在这40座墓葬中有殉人的墓8座,8座墓葬皆为大、中型墓。其中殉3人的1座(M42);殉2人的3座(M19M31M43);殉1人的4座(M34M40M50M54)。据对殉人的人骨放置情况观察,这些殉人可能在殉葬前是先作为人被杀祭,肢解成数段,然后再放入墓内殉葬的[29]

199810月—19991月在李家坝遗址中又清理出墓葬45座,同样也发现有殉人的现象,如M18,为一座巴人双棺合葬墓,其东侧棺内葬有青铜剑、勺,脚下竟葬有四个人头骨,当为人[30];西侧棺内无任何随葬品,似为殉人。据此分析,东侧死者可能是当时巴人军队中一武将,西侧死者可能是东侧墓主人的妻妾。四个人头为墓主人殉葬,推测这四个人头的死者生前可能是外族中的族民,也或是奴隶。

除李家坝墓地中发现有妻(妾)为丈夫殉葬的现象以外。在开县余家坝清理出的战国巴人墓葬资料中,也见有妻为夫殉葬(异穴而葬)的现象。又巴人的悬棺葬墓中,同样也见有夫妻合葬在一起的现象。如1988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对巫溪县南门湾悬棺葬清理时,发现有夫妻合葬在一个木棺内,男左女右,其女子头颅上有明显的用钝器造成的破洞[31]。由此分析,其男子当为墓主人,属正常死亡,女子则是为男子而殉葬的。

据考古发现资料,我国最早的人殉葬发现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齐家文化遗址的墓葬资料中。商代至西周是我国人殉制度的鼎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减弱,但人殉葬的现象仍有发现。在三峡地区东边春秋墓葬中屡见有人殉的现象。如1988年,湖北省宜昌博物馆在当阳赵巷清理出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墓,其中的M4内除墓主人的主棺外,椁内还放置有五具殉葬棺,经鉴定,殉葬棺内的死者皆为青少年女性,年龄约在1424岁之间,身高在1.241.57米之间;又1984年该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当阳曹家岗M5内也清理出两具为墓主人殉葬的木棺,木棺紧靠主棺南侧排列放置[32]。这些殉葬棺内一般空无一物。著名的曾侯乙大墓中葬8名姬妾和13名乐伎(为墓主人殉葬)[33]。与巴国为邻蜀国墓葬中也发现有殉人的现象,如四川蒲江战国蜀人墓(M2)坑中并列有双棺,其形制相同,大小基本一样,这也可能是夫妻合墓葬(妻为夫殉葬)[34]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这是说古时侯,湖北清江一带的五部落之一的巴氏“廪君”死后,他的魂魄化成白虎升天了,又因为白虎要饮人血为生,故其后裔在祭祖(廪君)时要用人作牺牲。而上述考古在三峡地区巴人墓葬中发现这种殉人葬数例,这一事实不仅说明战国时期的巴民族中与我国其他民族一样,确实是有过一杀人祭祀(人殉)的历史现象存在,同时也印证了史籍中记载的真实性。从民族学中还得知,湘、鄂西地区土家族(巴人后裔)在解放前,都有杀人祭祖的传说故事[35]。由此可见,三峡地区巴人的这一杀人为殉习俗源远流长。

第八,观其周代巴国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鱼复:即奉节,奉节以东为楚国版图,奉节以西为巴国管辖。但在奉节以东楚国版图内也发现有一些巴人的墓葬,如在巴东西瀼口古墓群中就发现有巴人墓葬[36],墓内出土有巴人典型的柳叶形剑(在西瀼口一带出土巴人柳叶形剑多达数十件),但此地多数为楚人墓。在奉节以西的巴地同样也发现有较多的楚墓。另外,在一些巴人周代遗址中还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日用陶器,涪陵小田溪巴人墓葬中的青铜器具有浓厚的楚文化风格。这些资料表明,巴、楚两民族的居民交往是密切的,史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从该地区墓葬材料中也得到证实。在楚腹地的秭归、宜昌、枝江、荆门、江陵、沙市、松滋、襄阳等地的一些楚墓中,经常出土有一些巴人的青铜兵器,这表明巴人的兵器是深受楚人喜爱的。楚腹地内出土的这些巴人青铜兵器,应是巴与楚文化交流的实证资料,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中部分巴人青铜兵器是在楚人与巴人作战中所获。

第九,三峡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如巴县冬笋坝、宜昌前坪等墓葬中常见有一些青铜壶、钫、釜、鍪、鼎、带钩、半两钱等,经比较分析,这些器类多为秦文化风格。又涪陵小田溪战国时期M3中出土的错银铜壶、M4中出土的铜壶,宜昌前坪M12(汉墓)中出土的铜壶,其形制皆为中原文化系统的因素。

宜昌前坪战国墓(编号M23)中出土的铜印上,铸有印文“穨”字,其字体于秦人的字体相似。在葛洲坝西汉墓(编号M4)中出土的铜印上,铸有印文“瞫偻”二字,这显然是墓主人的姓名。印文“瞫氏”,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世本》:“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即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争神,……”。瞫氏曾是活动在清江流域的并依附于巴人“廪君”部落中的一支小氏族部落。如此看来,宜昌前坪瞫氏可能是清江瞫氏后裔。又同墓中(葛:M4)出土的一件巴人兵器上(铜戟刺),还铸有铭文“枳”字,所谓“枳”,即今涪陵,战国时曾一度为巴国别都所在地,汉代为巴郡枳县,典籍中记载“先王墓多在枳”当指此。

据上可见,三峡地区这些战国、秦汉墓葬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不仅反映出了此时期的巴民族受到了秦文化、中原文化的一些强烈影响,同时也指示出了战国末年,强大的秦国由陕西南而下,先灭掉了蜀国,接着又打败了巴国,然后又顺江而下直逼楚国西方门户“夷陵城”,《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中记载:“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烧夷陵。”残酷的战争使得楚国精心构筑的西方军事重镇“夷陵城”毁于战火之中。最终,蜀、巴、楚大片土地和河山被秦人占领。不过,尽管巴被秦灭,但墓葬中仍出土有大量的巴人用品,尤其是一些秦汉墓中,出土有大量的巴人铜器和陶器用品,这表明虽说先进的秦汉文化对巴国影响强烈,但巴人自生的土著文化仍顽强的保留着,特别是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这种现象更明显。

第十,三峡地区周代墓葬的葬向资料情况,其葬向多以东西向为主,南北向次之。如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万州中坝子、忠县中坝等墓地的巴人墓葬多为东西向。我们曾经对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墓葬的葬向进行过研究,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葬向也多为东西向,如宜昌杨家嘴发现的10座商代墓葬中除1座为南北向外,其余的墓葬一律东西向,宜昌中堡岛,秭归长府沱,万州中坝子等商代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的墓葬也是多以东西向为主。

如此观察,三峡地区周代墓葬的葬向当与该地区夏商时期墓葬的葬向有相同之处。有意思的是,在三峡地区发掘出一些西汉时期的墓葬,其葬向也多是以东西向为主,如巴县冬笋坝、涪陵易家坝、点易、丰都汇南、忠县花灯坟、云阳李家坝(第Ⅲ区岩坑墓群)、巫山麦沱等墓地中清理出的汉代墓葬,其葬向多为东西向。如果再往前追索到远古时期(即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的先民们的墓葬则是以南北向为主,如著名的巫山大溪遗址墓葬则是以南北向为主,在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出123座墓葬中,除6座头向不明外,南北向的墓葬共有115座,东西向的墓葬仅两座。

我们知道,自新新石器时代以来,我国历代先民们,无论是哪个民族在埋葬死者时都很注意死者头部朝向方位。在对死者头部朝向方位的这一葬俗文化方面,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都作过大量的研究工作。据研究,远古人类在埋葬死者时,多有如下几种信仰观念:

A、认为人死后,灵魂要回到原来的(或传说中的)老家去。因此,头就朝着老家那一方向。

B、认为人从生到死象太阳东升西落一样。人死了,也就随太阳落下。因此,埋葬死者时将头(或面)朝着西方。

C、认为河流与生命一样,永远奔流不息。因此,埋葬死者时将死者顺着河道和溪流的方向安葬,与水流的方向保持一致[37]

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屡有关于人死后头部朝向的记载,如《孔子家语·问礼篇》中记载:“坐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这是说的北方周人习尚。北方周人在埋葬死者时多将头向着北方安置。又《礼记·檀弓下》中也载有周人在埋葬死者时“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这也是说,在居邑之北建墓以埋葬死者,并将死者的头部置于北方。这是中原地区三代以来相沿不革的葬俗。另外,还有后来的汉高祖刘邦也曾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意思是说,游子悲故乡,朕虽以关中为都,长住都中,但万年(死后)之后,朕的的魂魄仍然乐于思念沛县。

从上述文献中记载可知,古人在埋葬死者时,对其死者头部的放置朝向是有一定的讲究的。有意思的是,人类即是如此,动物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孔子云:“狐死首丘,不忘本也。”(《白虎通·德论·封禅》)。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也曾真切生动的在他的《九章·哀郢》中写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是说,鸟飞的再远也总要返回旧巢,狐狸死时头也要向着(它)出生的山冈。

还应该提及的是,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墓葬资料中,往往在同一墓地内除绝大多数墓葬的朝向一致以外,但也还有个别、少数墓葬朝向异同的现象,对这种个别、少数朝向异同的墓葬,当时在埋葬时自然也有着为何要将他们与众多墓葬朝向不相同方向安放的原因和意图。据民族学资料,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中,人们在埋葬死者时,就有非常流行讲究对尸体头部朝什么方向安放的这一传统丧葬习俗。如拉祜族聚居的一些山寨中,一般都有集体公共墓地,族民崇拜族灵。他们在埋葬死者时即事先要算定下葬的日子、时间和测定坟墓的方向,“在掩埋的方法上,分死的好和不好两种,以此决定如何掩埋,若年老寿终,儿孙满堂,家境富足,所谓死的好,在掩埋时将死者的头向山峰,顺山势走向掩埋。若突然死亡,或年纪尚轻,或遗留下的孩子年龄还小,家境贫苦,掩埋时把死者和山势走向成垂直状”[38]

就墓葬的葬向而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各民族中,在进行对死者头部朝向安放位置的这一葬俗上,虽说都共有着相同宗教意识观念,但其间存在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再来看看三峡东部地区楚民族的葬俗情况,据文献记载,楚族约自西周初期时由中原迁徒而来,其习俗中除有的与中原习俗相同以外,相异则更多。尤其是在尚东的风俗上表现的犹为突出,如《新序》(卷一)中就曾记载:“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这记载的是楚人在接待秦使的一种场面。所谓“上位东面”,就是坐西面东的尊位。楚人以东向坐为最尊,这是由于日出东方,尊者自应面向日而坐[39]。这是反映礼仪方面的情况。

据现已发掘出的近万座楚墓中的有关材料可知,楚墓的葬向方面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由中原而来的楚人(称楚公族)墓葬,头多向着北方和东方;二是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称蛮族)墓葬,头多向着南方[40]。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规格较高的楚墓,头向多从东,规格较低的楚墓,头向多从南。下面我们举出几例三峡东部地区东周楚墓葬向的资料来供其参考。

1、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楚墓297座,其中头向南者的有193[41]

2、湖北江陵雨台山发掘楚墓558座,其中头向南者的有369[42]

3、湖北江陵秦家咀发掘楚墓105座,其中葬向不明的有12座,头向南者的有46[43]

4、湖南溆浦马田坪发掘楚墓58座,其中头向不清的3座,余55座墓葬中,北向者16座,南向者15座,东向者11座,西向者13[44]

5、湖南保靖四方城发掘楚墓12座,头向南者7[45]

6、西陵峡口处的宜昌前坪、后坪一带,湖北省博物馆前后两次发掘出战国墓9座(1座可能是巴人墓),余8座楚墓中,头向东者有7[46]

依据楚文化学者研究,认为楚公族的墓葬多是头向东方,而楚蛮族的墓葬头向南方的观点,以上几处墓地中死者葬向,前1235例多头向南方,这表明这几处墓地中的楚蛮族较多,而宜昌前坪战国楚墓中的死者头多向东方,照上面的说法,这应该是楚公族的墓葬。那么,为什么宜昌前坪楚墓中死者头多向东方呢?这里我们来作一简略分析,如前言及:前坪地处西陵峡口,而据有关文献史籍中记载,战国时期,楚国曾在这一地带设置过军事要塞,这里自古素有楚“西方门户”之称谓。从前坪战国楚墓的墓圹来看,多数墓圹较大,墓室长56、宽45米,墓葬中多葬有青铜礼器、兵器,如M4中随葬铜兵器多达6件。毫无疑问,这些楚公族墓葬的主人生前地位是较高的,如M4中葬铜兵器之多,生前身份可能是从军的武将。为镇守西陵峡口,以防西方巴、蜀入侵,当时的楚王室派出楚公族的武将率军在这里据守,死后埋在前坪一带,这似乎也是说的过去的。

再回过头来将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包括秦汉)墓葬的葬向情况去与前面民族学研究提出的ABC几种信仰观点进行对比,大致上可作以下解释:

解释A:我们认为,三峡地区巴人墓葬中有的头向多朝东,如巴县冬笋坝战国、秦汉墓葬皆东西向,头向多朝东(第二次、第三次发掘出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共39座,皆为东西向,头多朝东)[47],这可能与三峡东部地区曾是他们的祖源有关。巴人起源于鄂西,这是史学界、考古学界、民族学界一致所公认的。前面第四章第五节中介绍的宜昌杨家嘴遗址的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三峡西部重庆地区或是四川蜀地移民而来,故人死后,头多向着故乡(祖源)的方向[48]。考古发现资料表明:成都平原的蜀文化对三峡、鄂西地区巴文化影响较强烈。这也是事实。

解释B:太阳自东向西,自行运转。故人死后,头向或是朝着西方,或是向着东方。在古人看来,人就象太阳一样,落下了又可以从新升起,表示重生的希望。我国云南佤族中在埋葬死者时,将尸体的头向均为日落方向,在他们看来,因为日落西方,所以死者的头向必须朝西,否则,家人不吉利 [49]。还有民族学研究者认为是:头向朝西,则表示着太阳下山的地方,表示安息,表示到达另一永生的世界[50]

解释C:长江水自西向东,奔流不息,故三峡地区的古代人们在埋葬死者时,将头向着上游方向,与水流方向一致。这也容易理解(宜昌杨家嘴遗址中的墓葬朝向也或许存在有这种葬俗的可能)。

此外,也有不少墓葬是垂江而葬的,即江南的向着江北,江北的向着江南。这种葬向的墓葬可说是背山面水,是讲究风水的。再还有一些顺山势而埋葬的墓葬,背靠着山峰,但前面一般是视野开阔的溪流,自然,这也是讲究风水的一种葬俗。如云阳李家坝墓地的墓葬即多是垂江和顺着山势而埋葬的。生活在我国湘西、鄂西、三峡地区的土家族居民中,人死后“在阴宅选址中,土家族也很讲究请风水先生看龙脉,龙穴前要有笔架山,后要有靠山,左要有青龙山,右要有白虎山。据说这样将死者安葬下去,子孙才能拜将入相,享不尽荣华富贵”[51]

综上所述,从对三峡地区考古发掘出远古至战国时期墓葬资料本身所反映出的葬向情况,再结合有关文献中的记载,以及民族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先秦时期,三峡地区的原始民族与我国其他地区一些民族中的埋葬习俗文化一样,在埋葬死者时是十分讲究死者头向方位的。观其三峡地区从远古至汉代墓葬的葬向情况,似乎是这么一个演变过程,即远古时期盛行南北向,头多朝南方;夏商时期开始发生变化,趋向流行东西向,头多朝东方;周至汉代仍流行东西向,头多朝东方。若与三峡东部两湖地区楚墓的葬向相比,其间的差异是较明显的。可以说三峡地区土著的葬俗文化受外来葬俗文化的影响较小,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由东而来的楚人,还是自西而来的秦人,不仅对三峡地区原始的葬俗文化(主指巴文化)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反而好象是还给人有一种入乡随俗的感觉了。

第十一,对三峡地区周代墓葬葬式资料情况的认识,从三峡地区周代墓葬中发掘资料情况可知,墓葬中人骨大多都已经腐烂无存,故有相当数量的墓葬中葬式不清楚。但从部分保存下来的残腐人骨姿态来看,其葬式似多为仰身直肢,如云阳李家坝,巴县冬笋坝,奉节上关、老油坊,秭归庙坪,宜昌前坪等周代墓葬中(这些墓葬中有巴人墓、也有楚人墓,但以巴人墓为主)死者葬式多为仰身直肢。不过,在这里我们须提及的是,在三峡地区远古时期(新石器时代),人们曾盛行过一种屈肢葬的葬俗[52],后一直到宋明时代[53],其间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发现有这种葬俗,只是自新石器时代以后,这种葬俗已明显减少,或是零星发现。

  四 、本节小结

对长江三峡地区远古至战国时期埋葬习俗文化考古及与同时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我们共分为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包括前面的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给予了介绍,并也作了一些初略研究。现在本节的小结中,再来对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埋葬习俗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情况作以下归纳。

经过对长江三峡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埋葬(指墓葬方面)文化考古资料的介绍和研究,使我们深切地了解到,所谓埋葬习俗文化与当时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方面确实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仅举出以下几点提示:

其一是:从本文中资料可知,如一些上层贵族死后,其墓坑大,随葬品多。反之,一般平民死后,墓坑较小,多只有一、二件陶器,有的甚至无。很明显,压迫与被压迫的现象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其二是:一些从军的将士死了,埋葬时多将随身铜兵器与死者同葬。这说明,当时常有战争发生。

其三是:限于地理环境,巴人世代生活多于舟(船)关系密切,善于驾舟(船),故埋葬死者的葬具多修造成船形(考古学称之谓“船棺葬”)。

象上述这种反映埋葬习俗文化方面的资料例证相当多。总之,我们认为,三峡地区埋葬习俗文化资料中本身所反映出的现象,不仅直接与当时历史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包涵着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因此,倘若我们不去从各个方面来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话,这就必将会失去其埋葬习俗文化资料中本身所包涵着的真实意义。可见,从埋葬习俗文化角度来展开讨论,这无疑是在我们研究三峡地区古代社会发展史工作中一重要方面的资料内容。

最后须说明的是,对三峡地区春秋、战国(包括远古时期)时期埋葬习俗文化考古发现及研究,我们仅只是根据考古已发现并整理发表的一些资料,而在这些资料中也有的只是一些考古简讯,还有不少资料(指墓葬)报告、简报大都还没有公布出来,更多的古墓葬项目还在发掘和待发掘,乃至整理工作中。另外,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资料,在有的阶段中还出现有埋葬习俗文化资料较欠缺的现象,如夏时期的埋葬资料仅零星发现几座。商代和西周的墓葬资料发现的也不是太多。因此,继续深入开展对三峡地区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充实一些新的内容,力求为我们探明三峡地区从远古至战国各个历史阶段埋葬习俗文化资料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我们深信,随着三峡地区考古发掘工作不断的深入开展,则必将会有更多、更丰富的埋葬习俗文化方面的资料被科学的发掘出来,从而为我们的研究工作补充一些新资料。

也还应该认识和注意到的是,尽管通过上述对三峡地区这些埋葬习俗文化资料的介绍和研究,从而使我们受到了一些启示,但限于研究和认识水平,也并非能将三峡地区这些埋葬习俗文化资料中一些真实的涵义一下子就全部认识清楚了,若干问题还需要我们去作不懈的努力探索。鉴于此,我们殷切期望能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加入到对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队伍中来,为实现我们恢复三峡地区古代(远古至战国时期)历史文化的真实情景的这一目标而努力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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